李兆洛在凤台

李兆洛在凤台

孙友虎

地处淮河中游的寿州（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城关）自明清以来，由辖蒙城、霍邱等地，转向清代单独节制，到让凤台分治（当时与寿州治所同城），呈现一而再“切割”治理之状，旨在强化社会控制。凤台在历史上多是战乱区、移民区，居民习于贫穷而刁滑，尤为好斗，号称“繁疲难”之县。嘉庆《凤台县志》在《风俗》中概括有两条，一是“愚而无虑”，二是“惟博及讼，往往倾产不顾”。 故历任知县均视之为畏途，或“终任不一履县境”，或“不越岁，谋速谢事去，故治率苟简”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冬，李兆洛到凤台上任伊始，他写了一幅对联：“栽花携得蓬莱种，买犊教成渤海耕。”借“卖剑买牛”的故事，抒发其为官的抱负和治理的决心，发愿有一番作为：“转贫为富，起弊为隆，易废弛以整肃，化僻陋以彬雅”。通过全面调查，提出“施政纲领”，即：“地利宜讲求”、“读书宜鼓励”、“保甲宜举行”、“志书宜编撰”、“名胜宜兴复”等，并自觉践行，成为大清名宦之一。

践行“地利宜讲求”  致力经济发展

凤台水旱灾害多发，治水成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。除种植业外，凤台还有发展少量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等的潜力。为谋划解决之道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春，李兆洛在焦岗湖一带查勘发现，经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淮水倒灌入湖，湖水积而不消，中间汪洋一片，只见环湖浅滩处麦苗长势旺盛。当年，李兆洛立即发动沿湖七坊百姓，培筑各坝，巩固不结实的地方，防止春夏淮水盛涨，漂没待收小麦。他认为，尽管湖中地势低洼，但每年秋末冬初，淮水退落，淮水低于湖水之时，若能将湖水排入淮河，放干湖水，湖内淤滩即可栽种小麦，成为麦田；春夏间淮水上涨，又可以导淮入湖，栽种水稻。稻麦间种双丰收，何乐而不为？如果增筑堤坝能防御外水，再建造水闸进行调节，则“可岁收其利”。为此，一场在当年春天全面打响。最难的是杨家脑坝，据嘉庆《凤台县志》记载，该坝因地跨凤台、颍上两地，颍民不愿出工，对凤台本地坊民影响较大，但事关滨湖居民全局利益，走村入户，晓以大义，终于感动一方，如期完工。兴奋中，他在焦岗湖畔留诗一首（见《州来古今》第五集），写到：

问俗频番到水浔，斯游应不为登临。

愿将官事如家事，难得民心似我心。

孙叔余风非若望，黄陂往迹幸堪寻。

居人莫惜泥涂苦，如此膏腴寸寸金。

机会总会向关注民情的一方倾斜。嘉庆十四年夏，凤台干旱。李兆洛因事路过焦岗湖，发现湖中积水，深仅数寸，可以坐轿穿湖而过。当即鼓励沿湖百姓在湖中栽种水稻，增加收成。因是官地，没有界址，“视力之所及，随各人宜便漫布之耳”，收割时，因厚利所在，当地百姓发生争端，欲集众械斗。他亲自前往查勘，见湖中稻田弥望数十里，不见边际，一片丰收在望景象。为平息未种湖田之人的怨气，他下令，凡耕种湖田的人，必须拿出其收成的三分之一，储于“湖民有力之家”，由其变卖，作为造闸挑沟的费用。当年共收谷二千余石。后谷价伤贱，李兆洛捐出自己的俸禄以补不足之需。秋季种麦也不征收田租，只是让种湖田人出工培筑各坝。

嘉庆十五年春又“采石募匠”，修建丰湖闸，当年秋天竣工，并疏浚催粮沟、中心沟。闸建成后，内水外泄，百余里淮水漫衍之患得以解除。

在凤台任职七年，历史给他记下治水之功：建闸一个，名小口沟闸；修闸四个，名丰湖闸、焦湖沟闸、鲁村湾闸、二里坝闸；开沟二条，名催粮沟、中心沟；筑坝九条，名燕湖口坝、大口沟坝、柴家洼坝、杜家洼坝、鲁家口坝、魏家洼坝、杨家脑坝、王叶巷东西坝。从此，凤台县境蓄泄有资、地利稍兴、多有丰年。

践行“读书宜鼓励” 注重振兴教育

寿州、凤台一带，西汉时即以文学兴盛著称，淮南王刘安聚数千宾客编著《淮南子》。不过，自明代以来文事不兴，凤台出身进士的仅有3人。与文举落后相反，凤台县武举则“常甲旁县”。安愚之习盛行，民人或犷野，或朴鄙，或尚气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。李兆洛在上任伊始就发现，凤台县学四周被民居所占，破败不堪。循理书院规模极小。各地更是鲜闻读书声，对名胜古迹知之甚少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“读书好古之士少，莫为爱惜”所致。在下蔡古城，昔日的下蔡学宫早变成遗迹，被当地人呼为“土楼”。凤台的教育怎么办？他把“读书宜鼓舞”作为执政的重要方略之一。

凤台县学与寿州州学同舍。针对学宫圮坏和拥挤的现状，李兆洛与寿州知州沈南春商量，决定收回被四周民居占用的学宫，“清复旧界，撤民屋二百余楹而给之值，重修学宫，并以其余力（建）新训导署”（《年谱》嘉庆十七年）。令人难以忘记的是，修学宫的过程中出现了“豆腐渣工程”。据李兆洛《重修学宫记》载：

嘉庆十七年，州人孙氏修学宫既迄，以屋宇穿漏，殆不可居，撤而新之。

工程翻工，成本增加，终保证了质量。时值江阴人庄椿为县学训导，于是“招生徒，朝夕讲艺其中，颇闻吟诵之声矣”（《年谱》嘉庆十七年）。

这是李兆洛鼓励读书、强化办学迈出的第一步。如果说学宫是官方的学校，而书院则属民间办学。书院的多少常常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。凤台书院不多，见诸文字记载的只有循理书院。循理书院在县署后，房屋少、规模小，只能容纳十多个人。加之膏火颇薄，不能满足饮食之费。为此，李兆洛在上任之初拟订的施政纲要中，就提出整修、扩大书院，使其可以容纳百余人。州县治所之地尚且如此，偏远乡曲坊巷，更是难闻诵读声。他对这种状况深感优虑，着力在各集市等处建立义学，“或官为延师，或绅士公为聘礼，农民之子欲读书者，听其送入。其才质可造者，即送入书院肄业，以观造就焉。”（李兆洛《与凤台绅士商兴修事宜书》）这一心愿成为李兆洛执政凤台的动力之源。在僻远地区，一方面“择地高驻外塾，延师课读”，另一方面“择耆老数人，劝民孝弟，分俸以奖其劳”(《清史稿》之《李兆洛传》)于是“浇风一变，治行称最”（《养一文集》卷十六《凤台厅壁二箴》）。在白塘庙，他劝说时任凤台吏库的吴霞年延请办学，并得到积极响应，吴家吴振泰、吴振粹相继考中秀才，未尝不与李兆洛的大兴读书之风有关。

践行“保甲宜举行”  致力社会控制

强悍的民风，把凤台“吹”向两个端口：一是尚武扬名，乾隆朝以来武举人几乎每科离不开凤台人，嘉庆十六年程冠甲考上武进士；二是落草为寇，盗匪屡禁不止。这两方面都与“武”有关，凤台承接最多的是后者。为提高社会控制力，李兆洛采取点、面结合的做法，布点防控。在“面”上，建立保甲制度，重修县衙、示民以整肃。在“点”上，加大巡逻力度，形成威慑力。他经常亲自率领健勇循巡乡村整治社会治安，哪怕是县里最偏僻的村落，每年至少也要巡查一次。不断的巡查，不仅让他熟悉山川道里、通塞阻隔等情状，而且摸清各坊村魁杰豪帅的名字、情况。每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，他都能预先揣知其出没踪迹，出其不意，从容出击，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朱纪是老宿剧盗，手上有多起命案，按例要解送凤阳府审讯覆案。凤阳府治距离凤台县界，陆路180里、水路270里。为防朱纪党羽中途劫囚，李兆洛决定亲自押送，以备非常。当一行人行至距县城80里的陶皋时，朱纪余党1000多人追来劫囚。李兆洛暗地让骁壮数人押解着朱纪间道奔凤阳，自己留下断后，保证了押解任务的完成，终使朱纪被正以刑典。

嘉庆十六年秋，江苏仪征一个绅士之家突遭变故，一家三口被杀，案情惊动两江总督。案犯藏匿在凤台的巨猾之家。李兆洛安排捕头周清带十几个衙役连夜上路，巨猾安排长矛二十护送至城门而返，交由周清押回县衙，表面十分平静，实际上却暗藏玄机。 李兆洛猜想周清出马能成功，提前连夜制作囚车，挑选百余精兵、捕快，严阵以待。待盗凶一到，他简单审问姓名、缘由，便亲自押解凶犯赶往蒙城 。 凤台离蒙城八十里，分界是个集镇。槛车直接进入饭店，李兆洛听说巨猾派人尾随而至，他从容走下车，当门而坐，只见围观者如堵。 李兆洛取巨觥痛饮，又命侍者请在场的众人同饮，口称指画，如演故事。巨猾派几十位高手准备下手，见李兆洛在店门口痛饮，便退到镇外恭候，等待时机。过了许久，李兆洛的车子驶过，猾党问槛犯怎么不见，衙役答在后面。猾党返回店里，得知囚车早已毁店后墙而去，估计车快到蒙城，大呼上当，追一程仍不见踪影，只好散去。猾党被迫返回禀报实情，请予定夺。李兆洛当即改乘快马，疾驰至蒙城，与蒙城县令联衔会印，“通详声明凤邑捕得，遵檄交蒙邑，转解仪归案。”（包世臣《李凤台传》）李兆洛返回凤台的第二天，凶盗越蒙城监狱而逃。蒙城县令先是亏缺，受到督院严诘，事情没办妥，又失去凶盗，只好仰天长叹、自杀身亡。

李兆洛抚善良，惟恐伤之；锄强豪，不顾丛怨。嘉庆十七年兼理寿州后，他又果敢出击，处理了勾结官吏、结党肆恶的任际殷兄弟案。遗憾的是，任际殷一闻风吹草动就躲起来，抓住其兄审问，其兄把罪全推给任际殷，不得已又只好将其兄释放，致使抓捕行动屡屡无果。《《年谱》嘉庆十八年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：

州民任际殷兄弟结党肆恶，为远近患。擒际殷兄，讯之，一委罪际殷，乃纵之。而际殷屡捕不获。

嘉庆十八年大年除夕，李兆洛颇为感叹：“我担任凤台知县六年，兼理寿州事二年。在寿凤一带，乱政害民之徒大都得到惩处，唯独任际殷没能惩治。这一年又快过完了，我有何面目率吏民在元旦之日穿着官服盛装向万岁行跪拜之礼？！”于是，当晚出击，将任际殷擒获。其兄诉冤于安徽巡抚，一直无法结案。后来，巡抚胡克家也有意开脱，时已因父丧辞官的李兆洛，数次据理力争，要求惩一儆百，终使其伏法。这样的案例，比比皆是。

践行“志书宜编撰”  彰显文化魅力

 《凤台县志》和《小山嗣音》和《方孩未遗稿》是李兆洛在凤台任内编辑的得意之作。李兆洛在编撰《凤台县志》中，始终把握“两把尺子”：即“考稽”与“目验”。 第一把尺子，量史料。李兆洛是行家里手。如关于寿州城板筑始末，旧州志没有记载，李兆洛则引明《太宗实录》、《宣宗实录》、《英宗实录》、罗纲《寿州卫重修城橹记》、方震孺《增修北城碑记》等所记予以补充。 第二把尺子，挖材料。李兆洛除安排萧景云深入一线考证外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。如焦冈湖，《沟洫志》附录了萧景云实地调查后撰成的《焦冈湖考》全文，李兆洛既肯定其考证“甚详密”，同时又指出“其所拟议尚有未尽善者”。

《小山嗣音》是寿州、凤台一代文人的诗歌集萃。《小山嗣音》刊发的诗作，往往被《清史稿艺文志》、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》、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及蒋元卿《皖人书录》等一些大型书目所遗忘。所载诗人大多或虽有诗作而无结集，或虽有结集而终未能传之久远，他们的诗作也许只在《小山嗣音》中存留，可谓弥足珍贵。仿朱彝尊《明诗综》的体例，在各家诗首列诗人小传，叙籍贯字号、官场宦绩、交游名流、著述文章、创作风格、学术成就等。小传的详略则因诗人在政治上、学术上的地位成就及采访时所得资料的多少而有所不同。一些人如方淮、田耜、祁鼐，字号、出处均已难考，李兆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或因诗而存其人，或因人而存其诗，而不在乎作者是否为有成就的诗人，其目的恰恰在于“勤勤风导”、“振厉文学”。这部“延礼耆秀、采览故编”之作，倾注着李兆洛的良苦用心，展示出后世“小山”们的别样风采。

《方孩未遗稿》是李兆洛编辑的又一倾心之作。李兆洛到凤台后，所到之处，一提到方震孺，人人对其保寿州之事无不称道。事情发生在崇祯八年（1635）春，“流寇”（实为“闯王”所部）趁淮南地区兵备不足，先取固始、霍邱，再围寿州城。当时适逢官吏换届，城中无主，方震孺带头捐资、筹饷，招募死士，率士民守护城池，写下撼天动地的守城篇章。

践行“名胜宜兴复”  改善人文环境

李兆洛谒选得凤台知县，“即稽求方志，知为淮南王升仙之所，自汉以来为名区，私幸山水之美、游览之胜，足以发思古之壮意”，颇为向往；到任之后，名园精舍、楼观古迹，“求之则了不可得，询诸故老及文学士，亦茫然莫有知者”（嘉庆《凤台县志》之《古迹志》），颇为诧异。对此，他不胜感慨，“昔也何其庄严，今也如斯破败，甚非继长增高、都邑完安气象也”（《养一文集》卷十九《募修迎福寺疏》）。一种责任感让他把“名胜当兴复”列为“五大施政纲领”之一。

兴复名胜古迹，表面上看无关紧要，实则不然，李兆洛认为：

山川、都邑、室屋、祠墓、名贤轨躅之所寄，书史图籍之所志，可以见时会之盛衰，地势之险易，陵谷之迁变，政治之得失，风俗之淳薄。以之斟酌条教，风示劝惩，览一隅知天下，其所裨甚巨（嘉庆《凤台县志》卷十）。

这是对名胜景观的理性把握。古时候百里之地必有囿游：远眺望，顺时令，同民乐，播风雅。 嘉庆十四年春，李兆洛来往于八公山、四顶山之间，发现那里的“岩壑最为秀美”，思欲在八公山创八公仙院，在四顶山下重兴雀离寺，当可把美景做成旅游景点。 嘉庆十七年八月，四顶山上，碧霞元君庙正在紧张新修。碧霞元君庙，祈子香火很旺，每逢庙会，光、固、颍、亳等州人拉着车、划着船云集而至，自昏彻旦。捐资修建人“县民吴芳春以私钱若干，卜择吉日，役工兴理”。这一年时值李兆洛“到官五年，年谷屡登”（嘉庆《凤台县志》之《碧霞元君行宫新修碑》），李兆洛到场恭贺自在情理之中。

八公山的邓林峰下，有个珍珠泉。明代寿州御史杨瞻题诗《珍珠泉》说：“尘垢难污洁，珍珠不断头。”李兆洛多次实地考察，认为“屑豆为腐，推珍珠泉所造为佳品。”为早日把珍珠泉建成胜景，李兆洛特意撰写《倡修珍珠泉联》：“未知明岁在何处？暂为名山作主人。”  

“何必看山定黄海，胸中五岳久能平”。李兆洛虽因事条繁杂，诸多景观修建未能如愿，只好在编纂《凤台县志》时专设《古迹志》1卷，搜古罗今，详细记载凤台之名山胜水、佳景奇迹，表彰其价值，“非徒网罗放失，凭吊俯仰，为风雅之助而已，亦欲使此邦人士知往事留遗，即一树一石，皆当贵重保护，如子孙之宝其世守法物然者，庶几敬恭桑梓”（《古迹志》小序）。能做到这一点，也是“司土者之幸”。

总地看来，李兆洛在凤台任职七年，兼理寿州事三年，成绩斐然。李兆洛在《养一诗集》卷八《题孙陶圃小嶰谷图》中留下这样的诗句：

俯仰有古今，触绪心养养。

繄昔壮盛年，叨为下蔡长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安徽巡抚王值会同前任两江总督壁昌、安徽学政罗惇衍，上奏朝廷：“已故凤台县知县李兆洛，持心公正，莅职廉明，请入祀名宦祠。”并列举其在县事迹：“以知县用，选授凤台。县境民风不淳，动辄斗狠。该故宦择耆老数人，劝民孝谨，分俸以酬其老。又于距城较远处，各择公所，创设义学，延师教读。邑与寿州同城，又与蒙城、阜阳、亳州、颍上连界，俗多犷悍，私枭往来，匪盗易集。该故宦捕获首棍朱纪等二十余名，又擒获刁棍李虎孜等一百余名，私枭绝迹。县西有湖地一区，相传兵四民六，而界址无考，频年结讼。该故宦照旧志开沟为界，永息争端。他如浚泾泥河、黑壕河、裔沟河，筑焦冈等闸，水患绝，民利兴。劝修十议桥，捐设恤孀局，邻境犹多仿照之者。”当年十二月“旨依议钦此”（《名宦题稿》，《养一斋集》），他被请进安徽名宦祠，作为榜样予以纪念。

（该文入选李兆洛出生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三河口村村志）